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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我们退休回沪后的事

四、我当了上海的“小巷总理”

 1、我在江浦蒋一居委会

  退休后我回到上海的第六天,去区里组织科转我的党员关系。区组织科的工作人员看了我填的表格后说:“你才50岁呀,完全可以在上海再工作的嘛!”他们对我说:“我们区各街道居委会里,都迫切需要人,你可以去试一试呀!”我考虑再三,决定去试试。这一试不要紧,街道居委会通知我上班了,这一下我又工作了13年八个多月。我在居委会,从当文教、治保、民政等工作做起,一直做到当居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主任。

  我工作的第一个居委会是上海杨浦区江浦街道蒋一居委会。刚开始在蒋家浜居委我干的是文教工作。因为我在新疆当过教师,居委会出个黑板报、画个插图、组个稿、写个大幅标语什么的我都还能会对付,可居委会要求“条线”干部都得“带”一个居民块,要负责管理300多户居民,我就困难了。我对这300多户居民们不熟悉,连他们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就别说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他们服务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家家走访,主动地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之后,才能为他们去服务。

  蒋一居委会辖区内约有5000多户居民,是杨浦区最大的棚户区,人们习惯上称这儿为上海的“下只角”。小时候从我记事起,我就觉得蒋家浜的房子就是这样房连房,窗靠窗;门口的弄堂,窄窄的、长长的、小小的。三十多年后,我从新疆回来,蒋家浜还是老样子,给我的感觉是:人更多了,房子更拥挤了,道路更窄小了。为啥?一、可能是我在新疆多年,眼界开阔了,二、可能是这儿许多人家,儿女都长大成人要成家,原来的老房子重新翻修向外扩展了。三、这儿的居民90%都是纺织工人、钢铁工人、小贩、小生意人……都是一般的市民,经济条件、生活水平不是很高。许多人都买不起新房子的。

  三十多年前,我从蒋家浜报名、出发去新疆。三十多年后,我从哪儿走的,又回到哪儿了。整整画了一个大圆圈,我又回到了我人生工作的起点,老天爷跟我开了一个高级玩笑。但所不同的是,我整个人从本质上改变了。变了啥?我们到新疆去屯垦戍边,一是锻炼了我们的筋骨,我们能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了,二是锻炼了我们的大脑,我们思维敏捷、能适应各种生存环境了,三是锻炼了我们的双眼,我们有了火眼金睛,提高了对各种事物的观察能力。

  我这个人性格开朗、平易近人,没有什么臭架子,再加上我从小就生在、长在蒋家浜,本来这片区域认识我的人就多,再通过我一家家去拜访,很快我就熟悉和适应了这儿的环境。所以后来我工作起来就得心应手了。我总有一种“感恩”的感觉,觉得我从新疆回来,是回到了我的故乡,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我要“感恩”社会,努力工作,我要好好地服务于这儿的老百姓。我把我的全部热情,用在工作上,用在为广大居民们服务之中。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除了把我的文教工作搞好之外,还要把蒋家浜各个弄堂口的环境美化好。我买了各种广告颜料,工作之余,我先把弄堂两边的墙体刷白,然后再用大排笔写上大幅标语。比如:“社区是我家,卫生靠大家”、“敬老爱幼,人人有责”、“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热爱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等等之类的广告词。我一个个弄堂挨着去搞,通过半年多的努力,我完成了蒋家浜各个弄堂口的环境的美化。这时再走进“大棚户”区,你的眼睛就会一亮,看到这些醒目的标语、广告,你就会在精神上为之一振。

  我的第二个想法就是要用“爱心”来为居民们服务。在我管辖的居民块区内,有户居民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身体不好,行走不便。众所周知,在棚户区家家户户都没卫生间,那个离她家最近的“倒粪间”也有600米左右。她小便后自己还可以把尿倒到下水道里,可大便后,她就无能为力了。她的儿子、儿媳是双职工,白天无暇顾及到她。因经济拮据,她家也无力请保姆或钟点工。时间一长,这个“小问题”就成了她家的“大问题”了。有一次,我去探望老人,满屋子的臭味。老人告诉我:“平时没人帮她倒的,只能等到儿子下班回来,才能帮她倒掉。”我说:“这样吧,以后白天,我常来看看,我帮你吧。”这一帮就是三年,直到老太太去世。在她临终的前二天,我去看她时,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满怀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你真是个好人啊!我上天后,会保佑你的。”我回答她:“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第三天,这位老太太就去世了。

  在我管的辖区内,在昆明路上还有一户居民,家里住着个孤老太太。老太太没有儿女,也没有什么亲友,她一个人住在一间解放前三十年代建造的房子里。这房屋低矮潮湿,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会下小雨。平时,只要你走进她的家里,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霉味儿。过去街道和居委会领导,曾经派人为她家修理过房子,但她家的房子实在年代太久了,仅靠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作为这个辖区的块长后,就向居委会领导建议,想为这位孤老做点好事,居委会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在我们居委干部和广大居民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家捐够了翻修她家屋顶买材料的钱。后来,街道党委知道后,又主动派了街道房管所工人,义务帮她家修好了屋顶。从此,这位孤寡老人就再也不为下雨天发愁了。她逢人就说:“人民政府好,共产党好,居委会干部们好。”

2、我在蒋一照顾我的母亲

  前面的文章里,我谈了我父亲的很多事,现在谈谈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平凡、普通的上海纺织厂女工。解放前,她9岁就进了日本人办的纺织厂当童工,饱受资本家的剥削。解放前,我母亲还曾为上海的地下党开会,站过哨、望过风。后来她见到几个熟悉的共产党人,为搞革命而遭受杀害,就不敢再去参加了。我母亲一辈子没入党,但她相信共产党,听党的话。我母亲在上海国营针织厂成衣车间当工人。她手脚麻利,做事认真,解放后,还多次被评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

  我母亲和父亲共同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7人,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工资都不高,不仅要供应我们七个子女的吃穿,还要供我们七个子女读书。我们长大后自己有了家,有了孩子,才知道父母当年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

  我小时候,打心里不喜欢我妈。我认为我妈只喜欢我大哥和小弟,只知道让我和大姐俩多干家务活,对我们几个女儿都不怎么关心。我和大姐两人在背后经常嘀咕母亲“重男轻女”。现在我才明白,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风俗和观念,必然会在我母亲身上留下烙印。

  其实,我母亲也没少为我们几个女儿操心。就拿我来说吧,我到新疆后,来回往返“新疆、上海”十次,吃得、用的也没少往新疆带去。我两个女儿回上海几次,最后她们又在上海读大学、中专,她俩也没少给外婆添麻烦,也没少给外婆她们增添额外的经济开销。说起来惭愧,我以前说了我母亲不少的“坏话”。现在想想那是我太不懂事,误解了我母亲。其实人世间,有哪个母亲不心痛自己的子女呢?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正式退休回上海了。为了给我们一家人腾地方住,我妈搬到弟弟家里了。回上海后,我的工作单位恰好又在蒋一居委会。蒋一居委的办公室,离我弟弟和母亲住的房子,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我一有空就往母亲那儿跑,还经常为母亲买些吃的、穿的、用的,我和老公刘春芳还经常把母亲换下来的衣、被拿回我们的住处,洗好叠好再给母亲送去。

  1996年6月3日下午,我母亲突发心脏病,她手脚痉挛往一起抽动,我一看这样不行,要立即送母亲去医院治疗,但母亲坚决不肯。第二天清晨6点钟左右,等我哥哥从外地出差赶回来时,我哥只说了声:“妈妈,我回来看你来了。”我妈就咽气了,我知道,妈一直在坚持,她要在最后时刻见到自己的大儿子才能闭眼。

  我妈临走时,没什么大的痛苦,一个晚上她只吃了几粒麝香保心丸就安静地睡了。第二天一早,等我大哥一到和母亲说了一句话,母亲就安静地“走了”,到“天堂”去找我父亲去了。望着母亲的遗像,我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我能体会到我们的父母是多么的伟大,他们这一辈子生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人,把我们养大培育成人,这是多么不容易。现在我们朱家人丁兴旺、子孙满堂,下一代的孩子们都健康、快乐地成长着,我们永远都不会忘了自己的母亲和父亲的恩情。

3、我在平凉霍兰居委

  一九九八年九月我被调到上海杨浦区平凉街道霍兰居委会工作。在霍兰居委会里,领导给我分配的工作是当居委会主任兼文教。可能是因为我已在蒋家浜这个大棚户区里得到过三年零8个月的锻炼,到了霍兰居委后,我觉得自己如鱼得水,工作起来真是得心应手。

  霍兰居委会,一大半是棚户区和老式旧里,另一小半是六层楼老公房,比蒋家浜大棚户区好一点点。这儿的居民90%也都是纺织工人、钢铁工人、小贩、工人等非常普通的市民。这里也算上海“下只角”地区。居委会“主任”这个角色责任重大。我一定不辜负平凉街道领导们对我的信任,我要尽我一切的能力,为这片区域的居民们服务,为大家造福。

  我上任后就烧起了新官的“三把火”。哪三把火呢?一是搞绿化整治卫生死角,二是彻底整修、扩大好车棚,三是安各个小区的大铁门、搞好治安工作。

  霍兰居委辖区内,在霍山路1200弄弄底最后一排六层楼老公房前,有一片约200㎡的空地,那里长年堆积着居民们丢弃不用的破旧自行车和破旧家俱等生活用品。由于上海天气雨天多、许多旧物品已发霉了,其霉味四散,引来许多蟑螂、蚊子、苍蝇、老鼠和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十多年来,居民们怨声载道。几任居委主任和书记们都绞尽脑汁,想清理掉这堆“垃圾”。据居民们说:“以前的居委干部们曾经清理过几次,但要不了三个月,这里依然又会出现新“垃圾”,无法彻底根治。”我听说了此事后,就带了人到现场考察,发觉这块空地是一块房前绿地的好位置。回到居委后,我就想:如果把这块地利用起来,和前面两排房子门口一样,也种上树木花草,把它绿化起来多好。想到这里,我和居委干部们一商量。大家都异口同声说:“好、好的。”

  我们居委干部们说干就干。我们先是组织召开党、团员大会,再召集居民大会。在这两次大会上,我和居委党支部书记都说明了“要用绿化整治卫生死角”的打算,动员大家一起来参与“绿化”工作。此事,得到了党团员和广大居民的大力支持,经过十多次的劳动,1200弄弄底一排房子门前的这堆垃圾被清理掉了。接下来,就设法去搞绿化的泥土。有一天,我到街道去开会,经过江浦路扬州路口时,发觉有十几辆运泥土的大翻斗车,那车上装满了高高的黄色泥土。我就像发觉了宝贝一样高兴,我立即走上前去问那些开车的驾驶员:“你们要把这些泥土运到哪儿去啊?”驾驶员们告诉我:“这是盖楼房挖出来的地基土,我们要把这些泥土运到浦东郊区低洼的地方倒掉”。我马上和驾驶员们商量;“你们能不能把这些泥土运到我们小区里?我们种树,需要这些泥土。我们小区离这儿不远。”几个驾驶员听后,不约而同地答应了我。就这样,我领着这几个驾驶员,把装满泥土的大翻斗车向我们霍兰辖区1200弄开过去。

  当几辆车子开过我们居委会办公室门口时,我下车和居委干部们说明了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就一起跟着汽车到了卸泥的地方。可到了地方一看,发觉有二十几根晾晒衣服的绳子拉在那儿,运泥的车子如果直接开过去,势必会把那些晾衣的绳子拉断。我们居委干部们又一起做思想工作,让居民们把晒衣绳解下来。等到大家思想全通了,晾衣绳子都解完之后,大翻斗车就把泥土卸了下来。为了平整这些泥土,我们又发动了小区里所有的党、团员和居民骨干们,大家利用双休日和业余时间,硬是把运来的16辆翻斗车倒下来的泥土平整好了。接下来,我们又要解决绿化的树苗问题了,听说,“这些树木、花苗”很贵。说来也巧,有一天,我代表平凉街道去参加区里组织的“精神文明小区交流会”,在这个会上,我把我们小区要“以绿化整治卫生死角”的做法作了介绍,得到区领导们的肯定。我借机就把绿化的树苗经费问题提了出来,请求领导们再帮我们一把,区里参加会议的领导们经过研究,当即在会上表示支持。有一位领导说:“你们到区绿化办公室去一下,让他们帮你们运树木花苗来,钱由区里出资”。接着又补充说;“我们让‘绿化办’再派几位师傅来帮你们一起种,好在技术上指导你们。”领导的话音一落,全场都鼓起了掌,那掌声响彻了整个区政府大楼。

  会后,只过了两天,一批质量上等的树木、花苗就运到了我们小区。种树那天,我们街道的领导和各科室能抽出来的工作人员们,都来参加了劳动。当然,我们小区里的党、团员和好多居民们也都纷纷主动来参加了这次种树、种花活动。

  这片新增加的“绿地”约有200多平方米。在居民们的精心管理和看护下,这些树木、花草长势茂盛、生机盈然,它为我们小区、也为我们平凉地区,增加了一片绿色。

  接下来,我就谈谈彻底整修和扩大车棚的事。霍兰居委辖区内,原本有个大车棚,能容纳280辆自行车和助动车等。但是车棚年久失修,外面下大雨,里面会下小雨,前几任居委干部也修过几次。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买助动车、自行车的居民越来越多。那些家里住房面积不大和住在楼上的居民,都要求把车子放到车棚里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大矛盾,怎么办呢?

  我到霍兰居委后,一边带领大家搞“绿化”一边也在动脑筋,想解决这个车棚问题。新林带“绿化”工作结束后,我就想方设法解决车棚的事。

  为了解决车棚的事,我先从家中的存折上取出一万元钱,到居委会后我就和大家商量车棚的扩建和解决屋顶漏雨的问题,在取得居委干部们的支持后,我就先拿这一万块钱去买材料,买塑料预制板和勾钉等物品。

  那时,我们街道财务室的报销制度规定,要街道居委会先写报告后等领导审批批准,有了发票后,才能报销的。而我觉得按照常规的办事套路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批准解决呢?据知以前一直就没批过。我认为还不如来个先斩后奏,干起来再说,我这也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情,到时候车棚修好了,街道领导还会不给我报销吗?我想好后,就开始带领大家动手修起了车棚。

  那时候,恰逢我们街道大批的纺织工人、钢铁工人们下岗,这些下岗工人都到居委会来报到。我就组织这些下岗工人一起参加修建、扩大车棚的工作。我们先把车棚的老屋顶全部掀掉不要了,换上了崭新的预制板做屋顶,再利用沿围墙的小路(约有300多平方米面积)扩成新车棚。由于新扩展的车棚和老车棚是紧挨着的,我们干脆就把它们打通、连成一片,新翻建好的车棚又大又防雨,居民们想要摆放的各种车辆全都能摆进去,还有多余位置呢!

  街道领导们知道后来看了,非常的高兴。我们的一切开销全都给报销了。“新车棚”落成的那天,有几位居民还特地买来了鞭炮放以示庆贺。看着修改一新的车棚,听着那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人人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和大家心里都美滋滋的。

  到霍兰居委会的第三把火是安装大铁门,搞好小区的治安工作。霍兰居委的辖区内有老公房,大弄堂、后弄堂,就是没有大门。群众反映以往经常有人流窜到这儿,进行小偷小摸。为了小区的治安,预防这类事情的再发生,我和居委干部们讨论决定给大弄堂和后弄堂安装大门。

  我们还是首先召开支委会和党支部大会,再召开居民大会。在这些会议上,我详细讲述了安装大门的好处;民警和党支部书记也再三地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动员大家捐款。不到一星期,居民们就捐款3600多元。有了这些钱,我们马上就着手去买材料(钢筋)。小区里有个下岗的电焊工,名叫蔡保鸿。材料买来后我们就把焊大铁门的任务交给了他,蔡保鸿仅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就焊好了大弄堂的大铁门。一共用去了2000多元钱。但后弄堂的铁门还没有着落,我怕钱不够,就又动起了脑筋。我想:如果在附近拆迁的地方能找到好一点的旧大门改造一下,不是又好又省钱吗?我利用双休日,在杨浦区、虹口区几个拆迁居民房的地方,到处转悠。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有一天,我在虹口区洪镇老街的一个废品回收站里,看到了一扇大铁门,收购站的工人告诉我:“这个大铁门是废钢管做的,非常结实!”我量了一下尺寸,发觉宽度上还短了些。正在我发愁的时候,一位工人给我出了个点子,他说;“你把不够尺寸的部分,做成一扇小门连接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我一听,有道理,就付了600多元钱,把它买了下来。我请废品公司里的工人帮我把此旧铁门装到我骑来的黄鱼车上,捆扎好,我就骑着黄鱼车,把这个大铁门运了回来,如今这个大铁门就安装在霍山路1200弄的后弄堂门口。前后弄堂有了两个大铁门,霍山路1200弄的治安问题彻底得到了改变。小区的民警说:“我们现在是人防加技防又加上设备防,居民被偷盗之事少多了。”从此,居民们住在弄堂里,也安心得多了。

  我这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得好,得到了地区广大居民们的一致好评,也得到了区里和街道里的肯定,那年,我被评为区里和街道里的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有人问我;“你全身心地投入了居委会工作,那你家里的家务活由谁来做呢?”我笑着说:“我有一位好丈夫,他提前退休回沪后,就主动承担起了家里的全部家务,我爱人是我们家里的好后勤。当然,轮到双休日的时候,我也会抽空洗衣服和整理家中的卫生。

  另外我两个女儿都已工作,大女儿在上海金属材料研究所工作,小女儿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她俩的工作稳定、生活安稳、幸福。这也是我工作干劲大的原动力。